女性如何平衡家庭和事業

《事業還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美］克勞迪婭 戈爾丁 著，顏進宇、 顏超凡 譯，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2023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克勞迪婭 戈爾丁，以表彰她的研究 " 增進了我們對女性勞動力市場結果的理解 "。目前為止，戈爾丁是第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女性得主，而且是獨享今年的經濟學獎，過往這種榮譽只有像保羅 薩繆爾森、米爾頓 弗里德曼、羅伯特 盧卡斯等重量級人物才能獲得，可見其研究課題的重要性以及諾獎評獎委員會對戈爾丁的研究評價之高。

戈爾丁的研究領域專注于經濟史和勞動經濟學，獲諾獎則是因為其在勞動經濟學領域的卓越貢獻。她的新著《事業還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對其過往的研究進行了歸納總結，展現了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在事業和家庭之間的權衡，以及影響這種權衡的各種因素的變遷。在書的致謝中，戈爾丁解釋了為什么會選擇女性就業這個研究方向。大約 30 多年前，她到哈佛大學的第一年，她的學生打算討論她們對事業和家庭的渴望，雖然當時她已經對性別差距做了一些研究，但還不足以回答學生的問題。那么，歷史對她們能有一些啟示作用嗎？這個想法促使她開展了接下來的一系列研究。

這里有必要先解釋一下家庭和事業的具體含義，在書中，戈爾丁將 " 家庭 " 定義為有親生的或收養的孩子，但不一定有配偶。作者之所以強調家庭要有孩子，是因為孩子需要付出時間和精力去照顧，這必然涉及到女性該如何權衡家庭和事業。" 事業 " 不僅表示被雇傭，通常包括進步與堅持，涉及學習、成長、投資和獲得回報，被定義為持久的、受歡迎的職業。也就是說，事業不僅僅是一份工作和謀生的手段。要成就事業，需要貪婪地工作，即在工作中辛勤付出，甚至長時間加班，這對有孩子需要照顧的女性來說構成了較大的挑戰。

戈爾丁在書中按照時間順序，研究了 19 世紀末以來在美國出生的五組女性，這五組女性都受過大學教育，但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組別的女性在家庭和事業之間卻做出了明顯不同的選擇。

第一組女性出生于 1878-1897 年，1900-1920 年大學畢業。這個組別的女性樣本，要么組建了家庭，要么成就了事業，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兼顧事業和家庭。第二組是 1898-1923 年出生，1920-1945 年大學畢業。這組女性的特點是一般先選擇工作，然后再成家，并且成家后基本不會再出去工作。第三組出生于 1924-1943 年，1946-1965 年大學畢業。這組女性結婚成家很早，而且結婚后也會選擇繼續工作。第四組出生于 1944-1957 年，1960 年代中期至 1970 年代末大學畢業，家庭對本組女性而言固然重要，但大體上處于次要地位，研究生教育和事業發展才是排在前列的選擇。第五組是 1958-1978 年出生的女性，1980-2000 年左右大學畢業，這個群體基本上都渴望家庭與事業并重。

通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不同組別的女性大學畢業生在事業和家庭之間的側重存在較大差別。她們在優先事項和成就上的轉變，映射了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一組與另一組之間的選擇差異，主要源于個體無法控制的力量。這些力量就像地殼運動推動巨大的板塊那樣，調整著站在上面的人的選擇。社會規范、法律法規、性別歧視、婚姻限制、控制生育技術的進步、經濟社會形勢、經濟結構轉變，等等，上述因素的演變促使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在家庭和事業之間輾轉徘徊，時而向左，時而向右，時而又想兩者兼顧。

例如，20 世紀 30 年代的大蕭條導致失業率飆升，這也促使美國的一些公司實施婚姻限制，即不雇傭已經結婚的女性，因為已婚女性可以由丈夫供養，單身女性以及其他男性更需要工作。這對 20 世紀 30 年代畢業的女性大學生就業選擇產生了很大影響。再以 20 世紀 40 年代為例，當時二戰將美國從大蕭條的陰影中拉了出來，隨著戰爭物資需求的飆升以及征兵導致男性勞動力的減少，大蕭條時期甚至更早時期存在的歧視性勞工政策戛然而止；到了 1950 年代，美國各州法院在裁決中基本上廢除了雇傭中的婚姻限制。上述因素導致第三組女性大學畢業生在結婚生育之后也能夠繼續工作。1970 年代美國實施的可以單方面起訴離婚的政策則導致女性大學畢業生更愿意投資自己，并把家庭放在次要的位置。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人總是在約束條件下做出最優的選擇，戈爾丁所研究的女性大學畢業生也是同樣，不同時期的女性畢業生之所以有不同的選擇，并不是她們的偏好發生了多大的改變，而是因為她們面臨的外部條件和就業壁壘存在很大差別，正是這些差別引導著她們選擇不同的路徑。

作者： 孫樹強

文： 孫樹強 編輯：蔣楚婷 責任編輯：朱自奮

轉載此文請注明出處。